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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映22天破22亿,《第二十条》夺周冠军,春节档余温未散

春节档的余热还没有完全散尽,元宵节过后的一周以来,各部影片还在吸收票房,其中表现最好的,是《第二十条》。

这一周,《第二十条》共获得2.8亿票房,连续7天成为日票房冠军,总票房也突破了22亿,成了张艺谋导演生涯第二卖座的作品。

这足以看到《第二十条》的后劲之足,而在二刷影片之后,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想法。



现实改变法条or法条指现实

李乃文饰演的班主任说:“被霸凌的孩子不愿意承认,看见的孩子不敢站出来指认。”

电影中多次给出这句话的内涵:怕。

被霸凌的孩子,怕的是继续受到霸凌,看见的孩子,怕的是指认会让自己变成被霸凌者。

这句话出现在开场没多久,可以作为整部电影的引子。



作为初中的一线教育工作者,李乃文饰演的班主任,见多了发生在学生之间的霸凌事件。

对于韩雨辰暴力制止霸凌事件,他似乎有些习以为常。

而在他以往的经历中,这样的事情往往不了了之,更何况霸凌者还是张主任的儿子。

家长韩明和李茂娟为了孩子学业着想,也选择息事宁人,他们劝导儿子向对方道歉,而道歉则说明犯了错,儿子不从。



果然,为同学出头见义勇为的韩雨辰,也变成了受害者,被张科指使的四个小混混殴打,这一次他听了父亲的话,没有还手。

张科的伤口低了一厘米,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,而韩明手上案子的主人公王永强,则是对着施暴者捅了26刀,造成对方死亡。



影片的主要案件是王永强案,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和女儿娟娟,人物设定都是听障人士。

这对母女,生理上无法发声,为了躲避打击报复还东躲西藏。

一个用生涩的字体写出了“爸爸是好人”,另一个选择跳楼,希望结束纷争,也结束自己内心的恐惧。

同时工友大勇也不愿为这个悲催的家庭作证,都与班主任说的这句话有了呼应。



王永强,像狗一样被拴在窗外,任凭刘文经那头野兽在屋里对妻子施暴,这是极度残忍的心理霸凌。

他明明知道,如果不用犯罪的方法,他是无法和恶霸抗衡的。

可是为了避免野兽下一次的暴行,看到被强暴的妻子无声的埋怨,他决定不忍了。

隐忍是因为恐惧,恐惧的极点是愤怒,出离了愤怒是暴力。



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和各个案件的相互交织,问题中的这句话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,它是根深在人们心中固化的思维,也是片尾雷佳音的振臂高呼。

是对法律的绝望,对正义的灰心,对公平的放弃。

受害者和目击者不愿意站出来,办案人员则是不愿意去捅破那层法条规定下笼罩舒适的纸。

害怕的,不仅是被霸凌的人,也有办案的检察官。



和班主任一样,韩明办案子的时候,也甩不开习以为常的作风。

他捧着一摞子在正当防卫、防卫过当和故意伤害等性质之间游走的案件,对吕玲玲说,以前都是这么办的。

韩明自己身上曾有过类似的经历,他深知甩开习以为常,会面对多大的压力和不可预期的后顾之忧。

是现实改变法条,还是法条指导现实?

至少,现实中司法的进步会影响电影的结局,韩明的心态也变了,选择面对领导、舆论和听证会上的专家。



对于校园霸凌的查实、韩雨辰伤人案件的撤案、大勇出面作证的详细过程,影片并没有呈现。

其实这并不重要,《第二十条》上映的多重意义中,鼓励的意味似乎被忽略了。

它鼓励人们迈出去一步,鼓励受害人勇敢的站出来,鼓励目击者讲出来,鼓励司法人员跳出来。

只要往前迈一步,案件调查和执行的能力并不缺,缺的是那份勇气。



《第二十条》并不是单纯的马后炮电影,《刑法》第二十条不断在修订,司法活动中如何解读和运用该法条,司法人员能否更加清晰地划清争议,司法惯例和公民利益之间会如何进行公平公正的权衡,都有待时间的检验。

但影片要传达的精神和理念,是积极向上且带有希望的,单这一点,就值得给它打个高分。



检察官也是百姓

派出所里见到警察,韩明脱口而出:“我检察院的。”

真实的桥段,当然是利用关系和社会地位,托人平事了。

在我所在的小城市,这样的做法,叫做“找找人”。

买房子找找人,办工作找找人,买冰箱找找人,办事情找找人,买门票找找人,一切都是,找找人。



这大概就是熟人社会最好的体现,一个个小圈子互相嵌套,形成了你找我我找他他找你的熟人关系网,每一个阶层都被编织在其中,人们在办事之前都想要先找找人。

而公职人员,更是因为其职位属性和社会地位,在这个网络里混得如鱼得水。

片中的韩明李茂娟夫妇,便是如此。

儿子韩雨辰打人事件之后,夫妇俩就开始了找找人的活动。

先是正面直攻,儿子不愿道歉,他们先找到张主任,寄希望于自己的道歉,未果。



接着,韩明拿着老丈人留下来的铁盖茅台,再去找张主任求和,可他没有送出手。

留下铁盖茅台的原因,并不是单单只是韩明所说的送了也没用,而是在他心里,办这种事需要有人中间调和,这也是他多年来在社会上沾染的习气。

儿子的遭遇,韩明也曾经经历过,而他深深知道这样的事情对未来有着多么大的影响,可他大小也是个检察官,向张主任送礼求和,还是送茅台酒,有些跌份,更何况他对结果的预测也并不乐观。



铁盖茅台最终落入了大舅哥李茂全手里,韩明和李茂娟两口子把希望又放在了公安局的大哥身上。可李茂全呢,自始至终感兴趣的事情,一是韩明和吕玲玲的关系,二是茅台什么时候能到手。

影片没有任何表现李茂全为此办事的镜头,韩明两口子在车里等待,大舅哥进去活动办事,五分钟就出来了,足可以看出,李茂全是那种并不太愿意参与到“找找人关系网”里的人。

事情还得继续办下去,韩明忙于案子,李茂娟则联系上了张主任的外甥陈律师。



这位陈律师,是韩明手里的王永强案中对方家人的代理律师。韩明不惜违反回避规定,不仅默许了妻子的行为,也一同前往陈律师搭建的饭局。

陈律师想要的,是在自己关系网里多一个像韩明这样的重要人物,他们一同出现在了张主任的同学聚会上,打了个措手不及。

张主任明知理亏,也还是要顾忌自己在学校里的面子,坚持自己最初的要求。



最终,影片没有让“找找人”的手段得逞,编剧巧妙地让李茂娟爆发了另一场肢体冲突后被拘留,而韩雨辰的案件也在学校的调查下水落石出。

《第二十条》是张艺谋在《幸福时光》之后,二十四年来唯一一部以当代都市为背景的电影,生活气息极浓,张艺谋对于眼下都市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情况的把握也极为准确。

尽管篇幅有限,而韩雨辰这个案子,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物都有明确的目标和意图,再加上不失幽默的生活化对白,观众看到之后的反应,也就更为真实了。

韩明的心态

对于不同的案子,韩明的心态,有的变了,有的从来没变过。

韩雨辰见义勇为一事,韩明的心态自始至终就没有发生过变化。

演员雷佳音对此的理解是:打一开始,作为检察官的韩明就认为孩子的行为是正确的,可是生活、社会不是这样的。



吕玲玲说:“我们办的不是案子,而是别人的人生。”

检察官手里的案子的主角,都是别人。



如果韩雨辰事件能够得到和解,就不会有机会被人当做案子来办,儿子的人生就不会被人改变。

张艺谋在给雷佳音说戏时,这样解释韩明的心态:半个身子是父亲,半个身子是法律,有苦说不出,这就是他的困境。



韩明非常纠结,可纠结归纠结,作为成年人,他还是做出了选择,而且坚信自己所选的正确性。

韩明自己有过见义勇为的经历,他深知这种事情如果坚持走法律途径、守护正义是有风险的,也深知一旦风险降临,后果有多严重,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。

在电影的时空内,此时,类似的事件,哪些被定为故意伤害,哪些被定为防卫过当,韩明记得滚瓜烂熟。

他不会让儿子去冒这个险,最好的办法,就是让这件事消失在台面之下。



后来韩雨辰被打,韩明回家后,首先问到四个人就把你打这样?

搞笑的对白背后,是检察官的职业属性,让他看到翻盘对冲的希望,可得知没证据之后,又蔫了。

陈律师组织和张主任见面,整个过程韩明还是在积极求和,试图让两件事相互抵消。



也就是说,整个事件从头到尾,无论是送铁盖茅台,找大舅哥帮忙,还是赴宴,韩明都是在求和。

妻子李茂娟在饭桌上的爆发,让这件事上面又盖了一个案子。

接着,在电影情节发展和侧重点的要求之下,韩雨辰打人事件的结果被一笔带过。

此结果,对韩明来说,算得上是个意外。



至于工作上的案子,王永强案,韩明心态改变受到的刺激点就很多了。

张贵生遭遇车祸,郝秀萍跳楼,吕玲玲再提当年往事,当然还有最高检的重视和舆论环境的变化,这些都给了韩明勇气并让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。



《第二十条》是一部借壳于喜剧的现实主义电影,承担大部喜剧戏份的角色是韩明李茂娟夫妇,而他们身上体现的现实主义色彩同样不能忽视。

检察官也是人,上了班穿制服办案,下了班也是普通百姓。

韩明在儿子见义勇为这件事上的困境和抉择,与结尾处的高光时刻形成照应,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。

张艺谋不仅把《第二十条》拍得贴近百姓,也贴近了检察官的真实生活,真实的一面。

我想要个说法

32年前,张艺谋镜头下的秋菊,反复说着一句话“我就想要个说法”。

《第二十条》中,杨皓宇刚一登场,也说了同样的话:“我想要个说法。”



两部电影中的两个“说法”,意思却并不相同。

秋菊的丈夫王庆来被踢了下体,她想要村长的一个道歉,村长不肯。

身怀六甲的她逐层上告,直到诉讼到市里的法院。



村长呢,虽然不愿意低头认错,不过却在秋菊临盆之际帮了大忙。

王庆来一家对村长感恩戴德,而就在办酒席等待村长光临的时候,却等到了村长被拘留的消息。

秋菊不解,她就是想要个说法,村长是个好人,为啥要抓他?

“说法”二字,她更想要的是“说”,要村长说出道歉,说开就好,说破无毒,不过却忽略了“法”,法律。



杨皓宇饰演的公交司机张贵生,工作期间遭遇女乘客被骚扰,他挺身而出,用灭火器砸了流氓。

而他的案子,被定性为故意伤害。

办案检察官韩明是这样为他解释的:

“到这儿,这儿都是见义勇为。”

“那我光挨打,不还手就对了?”



“你继续看啊,你马上不就出手了嘛!”

“到这儿,这就是互殴了啊,你继续看。”

“到这儿,这就是故意伤害了,对方颅骨骨折,多严重的伤害。”

“我那样做的原因,是阻止流氓犯罪。”



张贵生被判了三年,出狱后,他一直不服,不断上访,讨要说法。

他想要的“说法”,侧重于法,正规渠道,上访。

上访在老百姓心中,早已成了自己最基本的权利,尽管有时候行使得不那么奏效。



张艺谋两部跨度32年的电影,把法治观念的进步呈现于大屏幕之上。

如今,普通民众基本的法律意识已经形成,凡是觉得利益被侵害的事情,无论巨细,都晓得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,基层派出所也越来越忙。

说和法之间,分得更清晰了。

有意思的是,《第二十条》和《秋菊打官司》一样,是一部关于道歉的电影。

秋菊要村长道歉,她只知道村长的无情,意识不到法律的无情。



张主任要韩雨辰道歉,自知理亏,他也还是要把错误转移到韩雨辰身上,否则他会拿起法律的武器,寄托于法律的无情。

毕竟,在他的认知里,当时在对他儿子张科被打这样的案件,像韩明这样的检察官,会对照法条分解整个过程来给案件定性。

而他们都不知道的是,他们都处在法律意识和法律执行的变化阶段。



变化的,除了秋菊和村长,也有张主任和张贵生,还有韩明。

法律指导现实,现实影响法律,这对辩证的关系将一直存在于社会当中,不断上演着一场场博弈,而电影《第二十条》无非是这些复杂变化过程中一个片段的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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